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并指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宪法，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宪法环境权，都应当聚焦于其可发挥的功能机理，关注其作为法律工具可展开的各类形态。如果不是考虑到气候暖化在实然上较为明确的因果关系以及气候治理体制的封闭刚性，那么就很难将实际上正是由国家作为不足导致的危机，转化为对未来自由的作为过度。
如果环境权是环境保护法制的建构起点，那么尽管这种权利在形式上是法律所塑造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支配了环保法制总体的结构与内容。对此需要按照宪法的相关理念与精神来定位普通法典中的环境权，厘清其是服务于宪法上国家目标的法律工具还是这一目标本身。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的宪法规范类型会形成强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人权保障机制，宪法环境权是否可以更高效有力地推进环保并进而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具体的剖析，而不能仅凭朴素的人权价值予以概括证成。该法第3条第1款、第4条第1款第3句及该法附件二规定，到2030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1990年应减少55%，并按领域确定了年排放量等减排路径。[57]国家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自然生存基础并将之传于后世，以使后代不必以付出彻底的自我禁欲为代价来保护它们。
因此对于德国而言，有学者建议应考虑在宪法中引入程序性的宪法环境权，以强化公民对环境宪法诉讼的推动，从而能更全面地建立起对各类环境保护不作为的宪法监督制度。[58] （二）程序性宪法环境权的探索空间 通过在形式上依循防御权的三阶层审查框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得以对《基本法》第20a条进行深入解释，并将这一客观法规范的诸要求作为基本权利限制行为合宪性的额外标准。因此，第12条最终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并没有通过国务院提出审查要求，这显然有意淡化国家介入的强度。在我国宪法中，必须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语言条款进行系统、客观的解释，深刻理解宪法语言条款的双重结构。如张翔教授在评论2021年审查案例时所说，宪法序言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寻求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因此，法语与地方语言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达到了前者消灭后者的程度。
使用法语不仅是革命者的象征，更成为热爱共和国的表现。这些内容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均有规定。
我国宪法回应语言问题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比法国的民族单一性还增加了多元的维度。自从第三共和以来，保护地方语言的呼声始终没有间断。在内容上，本文主要以法国宪法为参照系，在方法上更多借助体系解释和社会解释。目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是，随着通用语言的普及，大量的地方语言正在逐渐消失，这种状况对于保持文化多元化极为不利。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我国现行宪法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采取通用语言+地方语言的双重结构。从个人角度而言，语言权或语言自由是不容否定的，包括中法两国宪法在内的现代民主宪法都会保障私人生活中的语言选择和使用，我国宪法更进一步承认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学者所说，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造成损害。
（一）大革命、国家建构与通用语言 法语对法国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审查技术上讲，合法性审查解决不了，才有必要提交到合宪性审查的层面，法工委为何看重合宪性问题呢？这是因为通用语言必要性的价值基础不是在法律而是在宪法中，特别是前文所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在国族历史、任务目标和国家结构上的体现。
在以公民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人民主权构造中，是不考虑民族区分的。最近一两年，学界逐渐意识到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涌现一批力作，但法释义学研究仅指出语言对国家塑造的重要性，却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
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废止有关法规。宪法委员会部分认可了违宪指摘，认同不得强制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使用官方语言。应当指出，在少数民族学校中，不但应当学习本民族的语文，在中学或者高小以上学校应当同时学习普通话和汉文，这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是很有必要的。从内容上看，通用语言规定于《宪法》第19条的教育条款中，内容上极为简略，因此可解释的空间较大，语言自由则规定于第4条的民族关系条款中，并且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专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予以两次具体展开。总体而言，宪法委员会在三个时期的立场是一贯的，即维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是因为法语始终被视为维系国族认同的基础。然而，既有释义学研究不仅非常薄弱，而且多基于德国实践与学理限于基本权利的视角。
因此，在阐明宪法语言条款规范含义与结构的基础上，下文进一步关注和比较中法两国的相关宪法审查实践。希望此种思路、方法和素材能够促进现行宪法语言条款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在此前提下，对于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活动，国家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1789年大革命不仅是政体革命，也是社会革命，更是语言革命。
国家一方面必须推行通用语言，从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语言基础，另一方面也应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自由。但随着通用语言普及工作的开展，以及国家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所有公民学习通用语言的权利需求日益增加，因此，通用语言教育在少数民族地方的劣势地位已经得到补强，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的教育供给已经能够满足宪法关于语言自由和国家建构的双重需求。
但革命者很快发现，语言四分五裂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其政治雄心。如学者所说，大革命开启了法国民族语言政策的新纪元，第三共和国则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完成了统一民族语言的宏大工程，同时也成功地将全体国民融入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之中。因此，本文对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不同于重语言自由、轻国家建构的方案，而是试图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平衡，其具体内容展开如下。不过，如果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则应将精力集中在法律本身的冲突问题。
该《宪章》在通过当年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签字，并于1998年3月1日正式生效。四、两种语言在宪法审查中的关系基准 在中法两国宪法中，都存在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组成的双重结构。
从规范角度讲，双语教育模式也印证了前文的1+N解释方案。原因在于，地方语言作为遗产的保护和推广，必须尊重第2条第1款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前提，但地方语言的沉浸式教学已经超出教授该门语言的教学方式，而是力图使地方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和教学机构内的交流语言来使用，因此违反了宪法第2条的要求。
相比之下，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将通用语言作为国家建构和创制共和的基本要素，而且其现行1958年宪法逐步确立了官方语言+地方语言的双重结构。党的民族政策历来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因此，地方语言具有较高的宪法地位，从未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排挤或打压。
其次，必须基于修宪的时代背景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字改革史，将第19条第5款视为通用语条款。因此，负责法语国家事务的部长塔斯卡夫人（Catherine Tasca）在1992年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试图制定新的《法语使用法》，但种花得柳反而促成了法语入宪。因此，必须假定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整体性需要通用语言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构成。虽然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法院和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并制作司法文书，但其日常的工作仍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公务用语用字。
在形式上主要集中在第4条，而对第19条的关注较少，在内容上普遍偏重语言权并低估通用语条款，动辄指摘国家推广通用语的行为违宪，如认为对普通话作强制要求的做法有违宪法精神，侵犯了公民的语言权及其他一些相关权利。如何规定语言问题是考验新中国制宪者的一大难题。
这种立场完全无法与《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相容，因为后者将语言自由从私人生活拓展到公共生活中，认为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使用地方语言都是固有权利。这种观念不断强化了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
规定强制使用法语的领域和情形。与法国宪法不同，我国《宪法》第1条的国家定性是社会主义，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全国各地特别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